本書是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得獎作品之一。作者李佩珊在內地出生和成長，深深影響她的卻是香港的流行文化，例如達明一派的歌、周耀輝的詞、周星馳的電影、李碧華的小說、麥兜的動畫……她在書中以感性的文字，記錄身邊的點點滴滴，有與至親好友的珍貴回憶、對中港台三地流行文化的看法、就讀新聞系的心路歷程和反思，也有對世情人心的觀察。

　　「一個時代獨有的產物，會為成長於當代的人印刻下獨有的痕跡，微妙地影響他們的一生。

　　成長於一九九○年代的人，其實也不過趕上了人人純粹地追求音樂、電影、文字與一切美好事物的八○年代的餘韻。達明一派的歌、周耀輝的詞、周星馳的電影、李碧華的小說……建構了一個美好而夢幻的、玫瑰色的時代。

　　我對那個時代的感覺，正是來自他人的記憶——畢竟二十一世紀初才是我真正身處的時代——因而註定與它隔着一條不可跨越的河流。至今二十年的人生，我缺乏經歷、乏善可陳，唯一擁有的，不過是他人的二手經驗；我的青春，不過是「復刻」的。這些二手的記憶，卻早已成為我成長過程中不可割離的部分。就像親身經歷那個時代的人們一樣，我對它同樣懷着無盡的鄉愁。

　　但隨着書寫本身，一切慢慢流動。你會看到敍事中分岔的小徑、繁複的枝葉；只是這一切仍舊是鴻蒙初辟之引，也是隨時隨地之在，更遙遙指向一個敍事的終點。而你，或許也已在每一頁存在。」

本書特色

　　三聯書店今年再度與新鴻基地產攜手舉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請來兩岸四地十位星級評審為年輕人作出一對一指導，協助有志者實現出書夢。兩年一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今年已來到第五屆，更首次將範圍擴大至台灣和澳門。優勝作品將出版成繁體及簡體版書，於香港、澳門、台灣及內地發行。

　　今屆的主題為「發現」，評審包括來自香港的朱力行、黃修平、廖偉棠；內地的毛尖、田沁鑫、鄧康延；澳門的李峻一，以及台灣的張艾嘉、黃子欽、鄒駿昇。

　　經過一年時間選拔及指導之後，8位作家的著作終於誕生。

　　另一種表達──西方圖像中的中國記憶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我的復刻青春
　　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
　　世界已經變了
　　七年
　　飛魚神的信差
　　阿怪
　　人間等活

作者簡介

李佩珊

　　呱呱墜地於「魔岩三傑」耀香江之年，長於皖江宜城，暫居直隸求學。初初跨二奔三，仍舊東張西望，一無所長，唯願有幸與聲光電影媒介傳播在有生之年抵死纏綿。

序一
序二

前言  狐狸、刺蝟和蛋

第一章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
我的「復刻」青春
從周耀輝，到……
人和時代的纏綿

第二章  前中後書
前書  比我們還年輕的祖輩
中上書  骨頭的顏色
中下書  表哥
後上書  你看，那個人好像一條狗
後中書  同輩：一封信
後下書  你的歌聲將會動人，我的青春也將重生

第三章  玫瑰色的你
玫瑰色的你
做偶像
黑暗之光
慘綠青年、新聞公正和新聞理想
馬昌博：談技術的「死文科生」

第四章  年少輕狂，幸福時光
年少輕狂，幸福時光
不拋棄，不放棄
惡的善良人
KTV，與社交場域
Pop Song，與情感教育
像黃偉文一樣真
偉文，與偉文

第五章  想像兩地
香港篇（一）  從麥兜，看「我城」
香港篇（二）  從安妮寶貝，到黃碧雲
香港篇（三）  紅磡：九四，○四
香港篇（四）  奇情寫人心
台灣篇（一）  小清新之島
台灣篇（二）  紙上窺前身

後記

前言

狐狸、刺蝟和蛋

　　「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蝟則知道一件大事。」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刺蝟和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引用這句古希臘的詩句，借此來把寫作者分為兩種類型：「刺蝟型」與「狐狸型」。

　　「刺蝟型」的寫作者，往往目光專注，從一業而終之，長於精深的思索，從而提出原創性的觀點，勾連創建框架，建立新的思想譜系。「狐狸型」的寫作者，往往愛好寬泛，興之所至，筆力所及，留下一連串可以追蹤他思想歷程的足跡，卻每每眼光獨到盡得風流。

　　「刺蝟」註定是少的，雖在冥冥之中改變了世界，身前身後，也總要承受知音難求、寂寞如許的宿命。「狐狸」註定更受注目和歡迎，也把「刺蝟」艱深的智慧灑向了更多的人，功德無量，卻難免流於散漫，失之厚重。

　　不論成為「刺蝟」，還是成為「狐狸」，畢竟都需要恆久的修煉。

　　寫這本東西的我，尚未夠得上資格談論「是刺蝟」還是「是狐狸」。黃渤在電影裡罵得好：「九十後也那麼慫。」到底也不敢自我估量一番，是想成為「狐狸」呢，還是想成為「刺蝟」。

　　唯一可以自我安慰或者說是自我欺騙的是：我只有二十歲，我還年輕。蛋在孵化之前，沒有人知道裡面或許壓縮塞下了一隻恐龍，還是空空蕩蕩一無所有，所以來日方長。

　　正如這些年中，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以蛋的姿態並列在紅旗下，蜷縮在圓殼中，舒適自得，理直氣壯。

　　蛋都是橢圓的，就像我們的面目，相近且模糊，帶着同一種的滿足的微笑。我們都是春天的花朵，生長在春天裡，相似和模糊，誰說不是幸福的象徵呢？

　　幸福者都是怠惰的。破殼而出，太費氣力，也並不能達到世俗意義上的live better。況且，殼是束縛，也是保護。

　　坦誠地說，直到現在，我仍在我的殼中。或許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幾個刹那，我曾以為它出現了裂痕，但終究在這與生俱來的殼中，不自知地畫地為牢，受其操控。「人生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先賢說道。

　　正如用你所反對的話語體系本身，去攻擊建造在這其上的一切事物，或許是天真，卻難逃愚蠢，掉進了陷阱之中。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時代病，激情萬丈如尼采，大聲宣佈說：「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這句話在不久前流傳一時，但當你在自己身上完全克服了這個時代的時候，你就已經完全殺死了你自己。

　　而「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偽命題。「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黃子平先生說，歷史並不重複，但總會押韻。

　　試圖逃離，總歸是無效的。但並不意味着轉而全心全意地擁抱。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之前的世界也並不太好，也總有人抵抗着時代洪流選擇「減熵」 ，也總有人向着山窮水盡柳暗花明處去，他們曾經存在的事實，讓心中的希望不至於幻滅。

　　現在的世界也並不太壞。在彼此無限接近的灰濛濛的殼之下，總有一些內裡的閃亮，是遮不住的。正如有些鳥，是難以被籠子關住的。

　　於是在這些文字中，我努力把這些閃亮記錄下來。與其說是我發現了他們，不如說在一片灰暗中，我受到了他們的感召，驅動我把他們載以紙筆。至於這一切對於他人有無意義，其時的我並不在意。

　　減熵：王小波在《我為甚麼寫作》中介紹，熱力學中有「熵增原理」，指一個孤立系統總是自發地趨向於熵增；引伸到社會學可以理解為：順潮流而動是「熵增」，反其道而行之則是「減熵」。

　　我們這一代，越來越多的人，生而在水泥森林構築成的城市之中，與之相對應的，是無限接近相似的成長經歷，和統統由幾點一線構成的生活。地域的差異無限縮小，正如那些如同一個模子倒出來的無數個或大或小的城市，現世生活如些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乾癟。而「電視人」不再成為新生事物，大部分人如蜘蛛一樣掛在同一張叫Internet的網上，我們最值得嚴肅討論的生活環境，是曾經最為虛幻，現在卻最為堅實飽滿的「全媒介環境」。

　　很天真的想法是，作為或許在「全媒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通過自己的書寫，為這個時代，留下些許記憶的註腳。

　　這些文字的大半部分，試圖按照傳播學的體例排列，從大眾傳播、人際傳播、自我傳播，再到群體傳播，滑稽大過於莊重，雖然本心確實是要依靠其構建起這部書稿的體系，但顯然有些看得出的吃力。大眾文化作為所要說明的「全媒介環境」的生態構成，是一直不變的切入點，我所關心更多卻只是文化現象，一方面是水準所限難以深入；另一方面，比起文本真正所要表達的「內容」來說，陰差陽錯的「現象」，或許是我更感興趣的。

　　假若理直氣壯一點，把這視為我「發現」的過程的話，在這些文字中我所做的，或許不過是「東張西望，一無所長」，如萬能青年旅店在《十萬嬉皮》中所唱的那樣。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或許儘量做到了不虛構現實，也不敵視遠方，也就是說，儘量真誠。

　　Malingcat老師評論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定義的今日的「公共知識分子」，說道：「這些人常常非常真誠、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之時，越是真誠，或許越是愚蠢。我所說的每一句，或許也都是錯誤的，而仍有所期望的是，當有人因為一個感興趣的點，偶然翻到這些文字的時候，能在其中發現另一些他本來陌生（甚至抵觸），卻其實能夠從中發現趣味，甚至挖掘出更深意義的點，那麼在這個看似多元實則單向度的、只會越發激化刻板印象和偏見的世界裡，我便做了一點點有意義的事。

　　不可避免的，還是要談談寫完這些文字之後的事。

　　書寫的過程，歸根到底，不過仍是抵達自己的過程，這兜兜轉轉繞了一大圈的「發現」的過程，也是如此。

　　「認識你自己罷」，然而我仍未打定主意、下定決心，是要用餘生努力成為一隻「狐狸」呢，還是一隻「刺蝟」。

　　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收益，或許同樣是由一些本就感興趣的點，在梳理寫作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了另一些未曾涉足過的點，越發覺得，想要在有生之年，落於紙筆的東西，越來越多，這於我來說，彌足珍貴。

　　我逐漸由只對歌詞或詞人的喜愛，到不得不開始正視唱片工業的存在。也正如在《紅磡：九四，○四》中初步寫到的，我最希望的是，在我對流行音樂和文化、社會、政治有更全面的認識之後，或許能夠如張鐵志老師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一樣，能夠對尚被文化譜系忽略的二十一世紀的搖滾或是民謠，以及兩岸三地華語音樂之間的相互影響，有所書寫。

　　「我願意成為一種聲音，對於那些失去聲音的人。」瑪麗‧艾倫‧馬克（Mary Ellen Mark）曾說。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裡，我所希望只是，在所有順風而呼的聲音之外，能作為另一種細微的聲音，雖然註定會淹沒在聲浪裡，但這是我唯一的使命。

現代性進程是無法逆行的單向車道，於是在同一隻魚缸中的我們，所有人的生活經歷和感受，都一樣越來越匱乏，或是趨向同一。網路的出現，卻讓獲取他人經驗從未有過地輕易。於是我們浸泡在一個由經驗和情緒構成的世界裡，不得喘息，也只有利用它們，填補腦中缺氧的真空。就像曾經出現過的「憤怒的一代」、「迷惘的一代」一樣，我們成長為「經驗的一代」、「情緒的一代」。在由網路堆積而成的越發浩瀚的他人經驗庫中，手中的鍵盤和滑鼠賦予我們選擇的權力。選擇搜尋，選擇接觸，選擇吸收。隱藏在ID下的看似自主的話語權看似無限地放大。我們開始只看我們想看的，只說我們想說的，「情緒」取代了以往編織經驗的理性，「刻板印象」或偏見被無限放大，在通往單向度的道路上，成為了指引的路標。'Were just two lost souls swimming in a fish bowl, year after year. Running over the same old ground. What have you found? The same old fears.' Pink Floyd在Wish you were here中唱道。在《我的「復刻」青春》這節裡，談的是「復刻」；《從周耀輝，到……》，則說的是刻板印象；至於《人和時代的纏綿》，則是一場試圖跳脫出來的嘗試，以特稿的形式，回溯文化現象，努力去看清傳播挾裹大眾的時代洪流。 我的「復刻」青春「從頭重拾身邊瑣碎／從頭重拾某印象／從重重疊疊的光影裡／從從來沒有兩樣那花香的記憶」——達明一派《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信》「巴黎燒了麼？」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希特拉問德軍參謀總長約德爾。我只知道，達明一派的信，確實無疑地燒了，燒在那「即倒的故居」，燒在搖搖欲墜的二十世紀末。黃偉文說：「沒有了達明一派，我的八十年代並不成立。」達明一派成軍於一九八五年。一九九○年，推出分手前最後一張專輯《不一樣的回憶》，《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信》，便是其中的一首曲目。從世紀末的十周年復合（一九九六），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二十年重聚後，宣佈再不復合（二○○六），達明一派分分合合，而精魂畢竟是留在了上個世紀末。◊歌，是寫給更多人的信。只是不同的是，達明把信寫在磁帶上，而後，又把它寫在CD上。那時候，還是九十年代。很多人第一次聽說達明一派，是在各地學校附近的音像小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