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的絕佳入門之作
帶你一窺翻譯名家的工作實況與省思

有人認為，翻譯是文學的窮表親，是必要之惡，虛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正如義大利古老諺語所說的「譯者即叛徒」。但也有人認為，翻譯是跨文化理解及豐富文學涵養的捷徑。本書不談上述兩種極端的看法以及日漸抽象的翻譯理論，而是聚焦在：翻譯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人們形容一份譯文「忠實」（忠實於什麼？）是什麼意思？翻譯過程中是否無可避免會流失原意或增添語意？翻譯重要嗎？如果是，原因又是什麼？馬克．波里佐提毫不避諱提出自己的意見，寫下這本既是實用指南，也是宣言的著作，邀請我們同情譯者，別將他們視為「叛徒」，而是作家的創意夥伴。

波里佐提曾翻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派屈克．莫迪亞諾、福樓拜等名家之作，在書中探討翻譯是什麼、又不是什麼，以及翻譯如何能發揮功用，或是徒勞無功。他說：「翻譯遊走在藝術與技藝、原創與複製、利他與商業，甚至是傑作與劣作的邊界。」他提醒我們不只要解讀翻譯作品，也要去解讀翻譯這個「行為」，別視之為待解的問題，而是值得慶賀的成就。

各界好評
譯者不是學者，或許無法辨識出外語文本的所有細微差異，但譯者要有自己的文采，因為譯者本身就是作者。這是多麼擲地有聲的聲明啊！你可以不同意波里佐提的主張，覺得他這麼說簡直是要鼓勵譯者篡位作者，但任誰都不得不承認這位翻譯過五十幾本法文作品的英文譯者敢於提出這種彰顯譯者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說法，無論如何都可以讓關於翻譯的論述更為精彩。
——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彬

這本書的重點不只是譯者同行間的相互打氣取暖，更是呼籲讀者：不要再挑我們的錯了，欣賞我們的好處吧！
——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　賴慈芸

生動、好讀，趣味橫生⋯⋯以一系列迷人又奇特的文章，訴說在全球化的世界越發重要的主題⋯⋯波里佐提讓人覺得創作與閱讀翻譯文學，可以是真正令人愉快的經驗。
——艾蜜莉・威爾森（Emily Wilson），《紐約書評》

本書深入淺出，旁徵博引，最重要的是引人入勝，兼具趣味與啟發性⋯⋯讀起來精彩有活力，宛如一股清涼純淨的空氣，吹入充滿陳腐教條的教室裡。
——法蘭克・懷因（Frank Wynne），《旁觀者》雜誌

書中字裡行間都充滿與呈現出波里佐提的專業與數十年的經驗，並清楚直接地點出圈內人才知道的學門的精微之處，同時熱情地為翻譯這一行具有更大的價值辯護。
——《出版人週刊》

波里佐提說，沒有完美的翻譯，還說「那樣會更好」。翻譯值得與其他藝術表達形式平起平坐，但這個過程應該「從家庭與學校開始」。這本書理當能啟發這樣的改變。
——安娜・阿絲蘭雅（Anna Aslanyan），《金融時報》

本書中，波里佐提提出犀利且鬥志十足的宣言，反對「譯者即叛徒」的格言：譯者不是誹謗者或叛徒、鬼魅或鸚鵡，也不是工具人，而是如約翰・藍儂所言，是自己寫作的作家。
——《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

波里佐提認為，無論譯者的技藝如何隱而不見，他都應該獲得和藝術家一樣的關注。隱藏自己的聲音是一門藝術，讀者也該學著尋找這個聲音。
——美國書評網（Public Books）

本書節奏明快，清晰易懂，引人入勝，說明翻譯是什麼，又具有何種功能。……這本小書值得成為翻譯的權威之作。
——盧克・桑特（Luc Sante）；著有《另一個巴黎》（The Other Paris）；譯有費利克斯・費尼雍（Félix Fénéon）的《三行小說》（Novels in Three Lines）

波里佐提在本書中，生動清晰地說明翻譯的風險與過程中的棘手選擇，還進一步探討長久以來在文化彼此碰撞、世界越趨縮小均質時衍生的問題，並談論如何在促進了解時保留差異。這本優美的必讀之書，出現得正是時候。
——蓋瑞・印第安納（Gary Indiana），著有《我能給你一切，除了愛》（I Can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以及《黑暗中行事》（Do Everything in the Dark）

作者簡介馬克‧波里佐提Mark Polizzotti傳記作家、評論家、譯者、編輯、詩人。二○一六年獲頒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文學獎，與法國文化部藝術與文學勳章。法文譯作超過五十本，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福樓拜、詩人胡賽（Raymond Roussel）、作家兼導演瑪莒哈絲、作家及詩人布勒東（Andre Breton）、文化理論家及美學哲學家維希留（Paul Virilio）。文章與評論散見《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圖書廣場》（Bookforum）、《國家》（The Nation）、《華爾街日報》、《帕納蘇斯》（Parnassus）、《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等報章雜誌。亦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出版品發行人兼總編輯。著有《心靈革命：安德烈．布勒東的一生》（Revolution of the Mind: The Life of Andre Breton）等書。譯者簡介方淑惠（前言～第一章）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從事翻譯工作十餘年，譯有《孤雛淚》、《你出生那天，就是我的父親節》、《濟貧院的陰影》、《大藍海洋》、《星星男的天文大夢》、《去你的癌症》、《我的法國城堡夢》、《便便學問大》、《一生必遊的500經典路線》、《美麗的謊言》，以及《奇幻之屋》系列六部曲等書。賈明（第二章～第九章）翻譯所畢業，曾任職金融業與出版公司。目前的任務是：把不該忽視的聲音，盡力傳達出來。

審定序　不當叛徒、鸚鵡或黯淡幽影，我們要當作者——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彬
推薦序　誰解譯者辛酸淚——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　賴慈芸

致  謝

引  言：基本規則
第一章：翻譯可行嗎（究竟何為翻譯）？
第二章：聖人、殉道者與間諜
第三章：純粹的語言
第四章：美文不忠
第五章：言外之意
第六章：憐憫背叛者
第七章：作詩與辯論
第八章：懸崖邊緣
第九章：翻譯重要嗎？

參考書目

審定序　不當叛徒、鸚鵡或黯淡幽影，我們要當作者——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彬

「翻譯並非發生在語言之間，而是在文化之間。」——馬克．波里佐提
翻譯是「道德的任務，它映照與複製了文學本身的角色，亦即拓展我們的憐憫之心……鞏固並深化我們意識到有其他人、和我們不同的人確實存在，並且也接受這種意識產生的所有後果。」——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由於那一句義大利諺語（Traduttore, traditore，「譯者，叛徒也」），多少年來譯者背負罵名，誠如本書作者馬克‧波里佐提開門見山指出，「對某些人而言，翻譯是文學的窮表親，虛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是必要之惡，或純然的東施效顰」，此外他還引用小說家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說，翻譯就像「鸚鵡喳喳，猴子吱吱／對古人的褻瀆」（儘管納博科夫也曾把自己的小說《羅莉塔》等譯為俄文）。以此為起點，波里佐提展開了一番關於翻譯的精彩論辯，他大量引用翻譯研究理論大家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文努提（Lawrence Venuti）、奈達（Eugene Nida）等人的主張，還有千百年來許許多多關於翻譯的實例，比對不同版本譯文，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波里佐提的許多主張，當然讓同樣身為譯者（與翻譯研究者）的我心有戚戚焉。其實對我個人來講，這些年來最常思考的問題就是譯者的責任，這是翻譯倫理學的最基本問題。譯者該對誰負責？波里佐提給的答案可說面面俱到，非常具有參考價值：「身為譯者最主要的責任——對讀者、對外國作者、對所翻譯的文本、對產生這文本的文化，以及對自己這個投入工作、謹慎的專業人員——就是竭盡自己的力量，選擇任何最適合的方法，產生新的文本。這個文本具有可信度，能再現原文的獨特性，也能和原文一樣，散發出一樣豐富的生氣，並帶來一樣多的樂趣。否則，怎麼會有人想閱讀？」他也引用蘇珊．桑塔格的說法，翻譯是一種道德責任，譯者要有憐憫之心。簡單來講，波里佐提說，譯者的責任就是「尊重」與「同理」。
波里佐提認為翻譯作品不應是「黯淡的影子、次級麵包」，翻譯也不是「鏡像」，他引用波斯文學經典《魯拜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英國譯者愛德華．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的說法，翻譯必須「確保作品中的生命」，「譯者或多或少必須重新打造出相似度」，「越不像原作就越糟，但活狗還是勝過死獅子」。據此，波里佐提主張，「有生氣的譯文應該被視為是獨立的創作，本身就值得閱讀」，「要交出合格的譯本，比起能抓住原文中所有細微差異，更關鍵的條件是有能力以自己的語言來寫作的才華」。譯者不是學者，或許無法辨識出外語文本的所有細微差異，但譯者要有自己的文采，因為譯者本身就是作者。這是多麼擲地有聲的聲明啊！你可以不同意波里佐提的主張，覺得他這麼說簡直是要鼓勵譯者篡位作者，但任誰都不得不承認這位翻譯過五十幾本法文作品的英文譯者敢於提出這種彰顯譯者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說法，無論如何都可以讓關於翻譯的論述更為精彩。
最後，波里佐提的一些說法雖然感覺起來比較宗教，比較抽象，但我相信也說到某些譯者的心坎裡了。看起來，要當譯者真是千難萬難啊！但譯者至少該達到什麼目標呢？他的說法聽起來有點像是懺悔錄，像是告白：「盡量把後悔降到最低，是譯者永遠在追求的聖杯。雖然很少發生，但理想的狀態是，重新閱讀自己幾年前翻譯的東西時，找不到非得修正的段落」。雖說實際上「找不到非得修正的段落」並不可能，但我想譯者就是該盡力而為吧？另外，譯文要傳達的不只是意義，比意義更重要的是「氣氛，也就是班雅明所說的光芒，能告訴完全不懂原文的讀者，他們手上的東西是真實的、是重現的」。這又有點像中國翻譯大家傅雷所說的，「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等）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迻譯。」
翻譯是一種幾乎跟語言本身一樣悠久的語言活動。自從這地球上有兩種不同語言的人接觸，就有翻譯的存在了吧？因為歷史悠久，翻譯史上有太多精彩的論辯，有太多有趣的翻譯案例可以討論，我想透過這本書我們至少能夠一窺翻譯的部分基本議題，而且也能初步了解譯者有多難為，處境有多尷尬。我完全同意波里佐提為這本書取的英文書名：Sympathy for the Traitor: A Translation Manifesto——或可直譯為「同情叛徒」或「為叛徒說情」，可見有時譯者並非為叛而叛，而是有許多苦衷，需要諸多同情的理解。看完這本書之後，就算我們不能為譯者鼓掌叫好，但至少應該也可以多給一點肯定吧？


推薦序　誰解譯者辛酸淚——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　賴慈芸

隨便找一位有經驗的文學譯者，她或他都可以列舉一堆類似的困境：忠實原文會讓譯文難懂又難看；笑話譯出來不好笑；原文的典故和比喻太陌生了，要直接刪掉還是費力加註？更別說雙關語、頭韻、字謎、自創字、方言、不標準的發音用法（像是美國人說的不標準西班牙語）等等。更辛酸的是，這樣苦心翻譯出來的作品，批評者還是隨時可以攤開原文，伸出手來指指點點：這裏少一句、這個比喻不見了、該押韻的沒押、這句不到味。
但這本書的重點不只是譯者同行間的相互打氣取暖，更是呼籲讀者：不要再挑我們的錯了，欣賞我們的好處吧！就像畫家林風眠說的，「畫鳥只像鳥，那又何必畫呢？」我們欣賞梵谷的向日葵，也不是因為他「畫得好像」。也就是說，文學翻譯是一種藝術，風格才是決勝點。龐德翻譯〈長干行〉時，把「八月蝴蝶黃」翻成“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好像蝴蝶像楓葉一樣會變色似的，八月也不是August。但他接下來的那句“They hurt me. I grow older.”真是千古名句，比「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更顯嬌憨，像足十六歲少婦的口吻。葉維廉的“These smite my heart. I sit down worrying and youth passes away.”當然挑不出毛病，但我還是喜歡龐德。
當然，這本書是法英譯者寫的，裡面提的都是歐洲例子，許多歐洲翻譯史上赫赫有名的譯者我們未必熟悉。但只要把那一串人名換成鳩摩羅什、林紓、伍光建、傅東華，道理也是差不多的：真正能在譯史上流芳百世的，其實都不是太忠實的譯者，而是個人風格突出的藝術家。鳩摩羅什和玄奘的「六如和九喻」就是翻譯史上的有名例子：鳩摩羅什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被後輩玄奘批評為不夠完整，他照原文把九種比喻全數翻譯出來：「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雖然玄奘的譯法比較忠實，但鳩摩羅什的更美，更符合中文節奏感（雖然他的母語不是中文），易於背誦，所以也更流行。傅東華的《飄》把郝家、衛家、韓家幾個名門大戶間的愛恨情仇翻得層次分明，煞是好看，但其實不少地方他嫌原作囉唆，自己剪裁過了，後來許多譯者認真加回去，卻始終撼動不了傅東華的譯本地位。這些例子告訴我們：譯者要想在江湖成名立萬，就不能只想著忠實原文，連提出「信達雅」三難的嚴復都改很大。
稍微學術一點，就要提到文努提倡議的異化策略了。文努提認為英語讀者本來就對「英語以外的文化」相當無知，如果譯者再用歸化的翻譯策略討好他們，把其他語言的文學都翻得像英語文學，只會讓讀者更無法理解異文化。但本書作者認為這只是「純學術的廢話」，難讀的書就是乏人問津，好看才是硬道理。我完全贊成。前些年文努提的異化主張在台灣學界也頗流行，我就與同學說笑：我們中文已經做過異化實驗快百年了，結果如何？從魯迅的「寧信而不順」開始，我們不正是兢兢業業地遵行文努提倡議的異化路線嗎？但對英美文化的熟悉是世界局勢所致，直譯的翻譯策略可能沒幫上太多忙，倒是把中文弄壞了。到頭來中文的劣化、惡化，還不是又怪到譯者頭上。反正怎麼做都有人會罵，不如看開一點，好好享受與作者角力的親密時光，努力翻譯出自己喜歡的書吧！

前言 基本原則 對某些人而言，翻譯是文學的窮表親，虛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是必要之惡， 或純然的東施效顰。但也有人認為，翻譯是跨文化理解及豐富文學涵養的捷徑。翻譯遊走在藝術與技藝、原創與複製、利他與商業，甚至是傑作與劣作的邊界。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他本身也是著名的翻譯家）將翻譯貶為：「鸚鵡喳喳，猴子吱吱，／對古人的褻瀆。」而如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薩謬爾．貝克特（Samuel Backett）、羅伯特．羅厄爾（Robert Lowell）、伊莉莎白．畢許（Elizabeth Bishop）、王紅公（Kenneth Rexroth）、泰德．休斯（Ted Hughes）、約翰．艾希伯里（John Ashbery）、莉迪亞．戴維斯（Lydia Davis）、及哈里．馬修斯（Harry Mathews）等作家──更別提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帕斯傑爾納克（Boris Pasternak）、保羅．策蘭（Paul Celan）、帕韋澤（Cesare Pavese）、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村上春樹及漢德克（Peter Handke）等人──都曾翻譯出本身堪稱文學經典的譯作。在這個千里滑鼠一鍵連的時代，博拉紐（Roberto Bolaño）、諾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費蘭特（Elena Ferrante）、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利斯佩克托（Clarice Lispector）、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及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等作家，都成為美國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雖然翻譯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認可，但令人驚奇的是大家對翻譯仍有許多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