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本書多維度地總結與分析了1990年代初廣東珠三角地區產權改制基本完成以后，企業如何通過市場化的要素流動進行重組的現實和理論，從而為廣東獲取區域競爭力，加快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步伐提供理論依據。本書匯聚多位專家歷時數年的調查研究成果。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其中，上篇為企業篇，針對珠江三角洲地區上市公司的重組並購、家族企業治理及民營企業成長環境等實際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下篇為產業篇，分別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做了詳盡分析。 從理論上看，本課題的研究是基於多視角、全方位分析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關於珠江三角洲地區企業重組與市場制度的研究是客觀、全面的。從實踐上看，一方面，該研究總結和分析了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廣東省有關企業重組的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研究對今后市場化環境中的廣東企業與產業的進一步成長進行了建設性的探討，為現實決策提供理論與實證的依據。因此，本書所探討的內容對於經濟研究人員和政府工作人員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書是中山大學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重大項目的研究成果。

上篇 企業篇　廣東省上市公司的戰略重組問題研究　珠三角企業並購重組研究　家族化治理企業的重組：理論與實證的分析　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變遷　論廣東民營企業發展的營商環境問題下篇 產業篇　珠江三角洲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研究　珠江三角洲工業企業重組與工業結構優化——以上市公司為例　珠江三角洲服務業重組研究

香港和澳門被西方列強割占和重新回歸祖國的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由衰落走向中興的漫長歷程。在英國和葡萄牙對香港和澳門的近一個半世紀的管治中，東西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形成了香港和澳門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與文化和社會結構。雖然香港和澳門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有着相同的政治命運，並都實行自由港的經濟制度，但是其發展的路徑、社會結構和法律制度卻存在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深深打上了英國和葡萄牙這兩個宗主國的制度和文化的烙印。這種制度和文化的差異不僅決定了它們過去的發展路徑，而且還會對未來的發展進程產生影Ⅱ向。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諾斯指出：「歐洲的擴張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並人大西洋國家產生了兩種基本的結果：從宗主國延伸來的制度和產權奠定了殖民地區后來的發展模式；貿易格局和生產要素的流動也有助於形成大西洋國家本身的發展格局。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殖民地的經濟組織與英國殖民地的經濟組織的明顯差別來自於宗主國延伸來的產權和殖民地天然生產要素的結合。」雖然，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占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屬於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但是，英國和葡萄牙的確分別對香港和澳門實施了一個半世紀的管治或殖民統治，它們的法律、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延伸到了香港和澳門，並與本土的文化和制度相結合，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與經濟發展模式。這是我們在研究香港和澳門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對香港和澳門過去和未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時必須思考的問題。 香港和澳門被英國和葡萄牙強占后，分別在1841年6月和1844年9月被宣布為自由港。由於優越的港口的自然條件，香港作為中國重要對外貿易轉口港的地位在19世紀末已經形成。在這一時期，經香港進口的貨值占中國進口總值的比重曾一度高達55％左右，而出口值則到達40％左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背景使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處於隔離狀態，加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國基本上只能同以計划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有限的以貨易貨的貿易。20世紀50年代初，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轉口港的地位日漸下降，不得不發展本地制造業，開始了工業化進程，並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70年，香港制造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歷史最高峰31％，制造業就業人數占到總就業人數的40％以上。這是香港經濟的第一次轉型。工業化改變了香港經濟發展的軌跡，實現了經濟起飛，香港從一個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變為以港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 澳門的經濟發展卻沒有這麼順利。雖然在20世紀50、60年代澳門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發展，一些香港的家庭作坊式企業在澳門也開了不少工廠。但是澳門的企業規模很小，競爭力也比較弱。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確定澳門為旅游區，特准設賭。同年，澳門政府頒布「承投賭博娛樂章程」，公開招商承投。從此，博彩業成為了澳門經濟的支柱，博彩旅游成為澳門的主導產業。澳門的自由港制度為什麼沒有像香港那樣得到發揮，是學術界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澳門社會怎樣才能減輕對博彩業的高度依賴和由此引起的負面效應，也是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百思難解的問題。澳門缺乏像香港那樣的深水良港只是自然條件的差別，它不足以解釋澳門和香港經濟發展路徑的這種巨大差異，真正的原因只能從法律、管制和社會結構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