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舊的學術實作與思考慣習
以細緻的個案研究作為建構新知識
以及為臺灣社會尋找出路的堅實出發點

　　新自由主義又稱金融資本主義，因為金融經濟主要制度與機制的運作，以及資本新分類的浮現與流通，往往滲透到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成為其轉變背後的動力。這不僅造成社會文化現象的金融化趨勢，使具有自我認同與主體性的工作取代勞動，更塑造出新的人觀、主體性、知識及認識世界方式，同時，它更促使超越既有族群、民族國家以及社會文化等界線的新秩序逐漸浮現。

作者簡介

黃應貴（主編）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特聘教授。長期從事台灣原住民中的布農族研究，著有《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關照、理論與實踐》、《人類學的評論》、《人類學的視野》、《布農族》、《台東縣史．布農族篇》、《「文明」之路》三卷等書，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空間、力與社會》、《時間、歷史與記憶》、《物與物質文化》、《21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與陳文德合編)等書。

鄭瑋寧（主編）

　　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長期關注魯凱人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研究專長為人觀及性別與親屬、工作與資本主義的人類學研究，近年研究視角觸及情感、存有、美學以及知識本體論等課題。著有論文多篇。

吳宗昇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領域：經濟社會學、金融社會學、社會企業等；相關著作有〈公益創投嘗試與探索：公益2.0案例的SROI成效評估〉、〈許一個太平盛世？卡債的社會傷害與未來動態〉、〈資訊的重量：台灣股市的社會構造〉等論文。近年來主要的研究興趣聚焦於消費金融與貧窮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經濟組織的效益評估。兩個主題的共同方向是想尋找經濟、金融與社會關係的運作機制，希望能更理解緩解社會問題的知識技術方案。

夏傳位

　　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現職為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清大社會所、輔仁大學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台灣的新自由主義現象，曾任職於工運組織與金融業工會，著有《銀行員的異想世界》、《禿鷹的晚餐》、《塑膠鴉片》等書。

蔡侑霖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關懷著重於當代臺灣新自由轉型下的發展計畫以及在地社會的回應，另外也關切當代經濟主體與另類經濟的探索，以及晚近大學社會實踐與創新團隊實際執行計畫操作的面貌。

導論
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黃應貴、鄭瑋寧

第一章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會計作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渠道／夏傳位

第二章
惡債：卡債、債務人與社會傷害／吳宗昇

第三章
晚近科學園區周遭的反農地徵收抗爭：經濟的實質意義、無常空間，與反制性運動／蔡侑霖

第四章
資本的幽靈、分裂的主體：魯凱人的日常金融實踐與經濟生活／鄭瑋寧

序

　　一般所說的資本主義經濟，主要是指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以來俗稱的市場經濟，它是建立在土地、勞力、貨幣三者均進入市場的這個前提上。這有別於學界所界定的資本主義：廣義的資本主義包括了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其間的差別可見於資本性質與獲利方式的改變。正如馬克思所說，商業資本、工業資本、以及金融資本都是資本主義不同階段的資本樣態，卻象徵著不同的獲利方式。商業資本是以C—M—C’方式獲利：是商人以甲地低價的商品買入，以高價賣到乙地來賺錢。但此時的貨幣並不具備資本的性質，而是交易、衡量及表現物或商品價值的媒介，其目的為促進貨物或商品流通，提高生活水準。故許多馬克思論者或政治經濟學者不認為商業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如Eric Wolf（1982）。至於工業資本是以M—C—M’方式獲利：是用資本購買機器與原料，經過工廠勞工生產製成商品賣出，利用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價差來賺取利潤。這便是馬克思所說的剝削，而此時的貨幣已是可投資的資本。但新自由主義則是以M—M’方式獲取利潤：資本利得的收入明顯超越勞力生產所得，那些繼承財產越多的人，往往愈容易賺取更多資本利得。由此，金融資本的性質明顯不同於商業資本及工業資本。不過，這並不表示金融資本是橫空出世的當代資本類型。事實上，它早在十七世紀初時就出現了。

　　1602年3月2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此一世界首見的股票公司，意味著一種全新經濟制度的面世，讓蕞爾小國荷蘭憑藉新發明的金融力量，逐漸取代西班牙、葡萄牙，一躍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國家。

　　事實上，股票公司剛開始出現在西方歷史舞台上時，被認為是不合法的，更不存在買賣股票的場所（即今日的證券公司），而是在街上進行交易。當然，人們也無從獲得有關公司的資訊以及股市漲跌的相關知識。經歷了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這幾百年的發展，西歐及美國才出現了公開合法交易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隨著投資（investing）的觀念取代了過去的投機（speculation）看法之後，股票交易才開始合法化。此時，與股市交易有關的知識，更因科技的進步與發明，如電報、電話乃至後來的網路而普遍化，促成世界股市資訊快速的流通與累積，構成必要的知識。此即日後一般所稱金融經濟學的專業知識。

　　即使金融活動已然合法，早期社會科學界不甚重視金融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位置。例如《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就認為金融無足輕重，更重要的是製造業（manufacture）。另如馬克思認為金融在資本主義初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謂的原始積累（original accumulation），但是到了資本主義晚期越形重要，有其自成一格的獲利方式（即M—M’），甚至取代了所謂的原始積累。相對之下，韋伯則認為金融是確保投資者向社會收取定期上繳財富的權利（the right to receive a tribute from society），投資過程即是一種定期上繳財富的安排（tributary arrangement），金融證券則是對定期上繳財富的保證，確保其能向所有納稅人課稅。同樣地，這些投資者也要向他人支付這種定期上繳財富。由此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義務之網（a web of reciprocal obligations）。就此，金融家投資於股票市場時，既展現了其對社會的依賴，更彰顯了社會的整體性。事實上，早期西方學者中最重視金融的當屬韋伯，如同他強調複式簿計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一樣。至於同時代的宋巴特（Werner Sombart）與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等，更著重企業家的創新，而非金融。

　　金融的邊緣化更可從相關知識在早期學界的發展來佐證。一開始，金融就是經濟學中的旁枝末流，只在商學院中傳授，而當時的知識相當欠缺系統性與科學性。到了1950、1960年代，開始有學者以數學公式來呈現金融市場股價的升降。但自1990年代以來，金融經濟學不僅成為商學院的熱門課程，該領域更出現了五位學者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由金融經濟學晚進的發展，我們發現金融理論提出了以引擎（engine）做為隱喻，來分析我們的經濟世界，而非以相機的隱喻來對這經濟世界進行忠實再現。故金融理論被視為一種經濟學的展演（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也就是，當愈多人相信並使用這一套知識來了解股市，它就愈有效。但這套知識終究不是現象本身，因此，經歷一段時間後，必定會產生許多例外，因而會產生另一套新的知識理論來加以對抗，以示對先前那一套經濟學知識的反展演性（counter-performativity）。

台九線是Taromak聚落婚出的居民前往其他城鎮的通道，也是外地人與外來資本落腳尋求機會的所在。這個聚落的居民、他們的親友與來自西部的移住者，以各自的路徑與方向，往來於這條因變動的政經條件而吸納各類資金的「資本之道」。　　1995年，筆者隻身在舊火車站前的客運總站搭乘鼎東客運前往Taromak，車上只有寥寥數名原住民長者。車子一過馬蘭橋不久後，就看見馬路兩邊是台糖相關企業：一側是加油站，另一側則是超市與糖廠園區（距離橋更近的東方大鎮落成後，出現了全家超商與維繫生活機能的商家如餐廳、水果攤，之後才有7-11）與縣議會大樓。一路前行，目光被佔地甚廣的家用品雜貨五金專賣店（巨人版的小北百貨或億萬里）給吸引，接著就是汽車維修廠、零星的小吃店與自助餐、銀樓、永豐餘紙廠（紙廠對面的7-11於二十世紀末才降臨）、書局、唯一的郵局、豐田國中、中油加油站、派出所、安南宮、雜貨店以及沿路數不清的檳榔攤。　　鼎東客運站牌恰好設置在Taromak聚落的「一街」與台九線交會處，路旁最明顯的地標就是地區農會超市，二樓是農會信用部（農會旁那個「做慈濟的」客家阿姨開的百貨行，稍晚才出現），大馬路對面有一家漢人開設的蔬果販賣店（類似日本的八百屋）與兩家餐館。過了新園橋通往建和的路上，除農地民舍外就只有小吃店與檳榔攤。一進入知本，除了商家明顯增多，還有筆者在此路段上看過的第一家7-11，當然，溫泉相關的商品與攤販（泳裝、蜂蜜與地方名產）沿路插旗招攬遊客。進入溫泉區，除了知本老爺與警光山莊，其餘溫泉飯店的名字，筆者一個也沒聽過。